《纽约时报》13日刊登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退役美国将军克拉克的话称，“是时候对中国动真格的了”，这是美国“黩武主义”的又一次表现。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中的“好战”特征，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称为“新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它有内外两层含义：对内把战争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解决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简言之，既要保持强大的武力，也要敢于对外用兵。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武装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机器。除了长期在和平时期维持占世界总额近一半的巨额军费开支，保持规模庞大、占绝对优势的常规与核军备，美国几乎独家拥有范围广泛、数量可观的海外军事基地，并在世界所有关键地区维持众多双边与多边军事同盟或准同盟。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国内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使其实际上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国家安全国家”，一台过度“铺张”的军事机器。

其二，“尚武的美国”，其国家安全战略始终把武备放在首位。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军事防务问题始终是热门话题。关于军事革命、国防预算、威慑战略、导弹防御、武器系统、军备控制、采购程序和军力水平等问题的全国性讨论，连同美国朝野的全球战略或地区政策辩论，是美国社会不断上演的戏码。而无论各方观点如何不同，基本目标却始终如一：如何实现更有战斗力而又更有效率的战备，从而确保能够同时进行并打赢多场战争、应对各类冲突。这是美国社会在战略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说，现代版的“尚武”之风，于斯为盛。

其三，“黩武的美国”，其对武力的崇尚，不仅表现在器物、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全方位“武备”，还表现在武力的实际使用上。美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战争与扩张的历史。美国在战争中诞生、壮大并成为超级大国，是现当代历史上发动、参与或卷入对外战争最多的国家，而且其绝大多数军事行动都具有干涉性质，而不是出于传统的自卫需要。

总之，就其军事机器之庞大、海外军事存在之广泛和对外军事行动之频繁而言，美国实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帝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式的黩武主义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政治基础和深刻历史文化根源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

一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始终追求安全、繁荣与“自由”这三大目标。其中“自由”是美国情有独钟的“金字招牌”。正是凭借这面大旗，美国这个西方列强中的后起之秀才得以摆脱“暴发户”的嫌疑，变成拥有道德优势的“新贵族”。在美国历史上，恰好与三大外交目标相匹配，有三种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教俗意识形态）传教士”、商人和军人。这“三驾马车”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格局，形成“文化”意识形态搭台造势、垄断资本唱戏、军事力量保驾护航的局面。

 二是美国在冷战过程中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和以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基础结构”，这既是“黩武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反过来也是其得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进而塑造了美国的“寄生性帝国主义”。这个大规模的“复合体”如今实际上由从高额国防开支中相互受益的四方主体构成：军事机构、军工行业、依赖军工行业的州和地区的国会议员以及从事军事技术、武器研发或战略研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人士。

国防产业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盘根错节。大多数大型承包商是垄断企业，而五角大楼则是唯一买主。美国军工企业在政府推动下通过大规模改革和并购，形成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军工集团，牢牢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世界霸主和头号军火商的地位。此外能源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控制世界原油供应，不仅可以避免国际油价波动影响美国经济稳定，也有助于制约未来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国会议员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获取地方议会的支持、争取连任，议员们总是力图说服五角大楼和国防工业在自己所在的州或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开展商业活动。学术和科学团体的重要性曾被大大低估，但它们实际上是这种基础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从冷战时期开始，许多名牌大学都接受政府的国防拨款，主持开展军事研究。社会科学家也介入了防务过程，他们提出的理论、观点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这个“复合体”还利用手中的财力和权力，资助、组织和控制了许多右翼的思想库、院外集团和刊物作为宣传、游说工具，以影响美国防务政策。

 三是美国还是一个极具“商业精神”的国家。拓展海外贸易、谋求经济利益是其一以贯之的对外战略核心目标。它的逻辑发展有一个普遍模式：长期依靠军事力量来追求经济、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利益，往往导致一种内在动力，由此产生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与军事体制，并倾向于永久化，逐渐走向黩武主义。

 尽管从长远看，美国未必总是能够通过战争与黩武主义来达到刺激需求、减少失业、实现经济繁荣的目的，但这并不足以改变其战争偏好。因为经济动因并非导致黩武主义的唯一因素。在新保守派等黩武主义者眼里，所谓“帝国红利”，也不单指通过对外用兵大发战争财，还包括长远地缘战略利益以及扩展“民主自由”、追求帝国荣耀与威望等“宏伟”目标。

但美国无法单凭武力主宰世界，其独断专行的霸权战略将始终面临自身能力与目标的落差。首先，非西方世界不会轻易接受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干涉政策。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发展所留存的几大文明，都有其自身的智慧、力量与生存逻辑，不可能轻易被外部力量消灭或“转化”。其次，美国的盟国并不乐见美国独步天下、为所欲为，而自己总是充当配角、收拾残局。事实上美国霸权也离不开其联盟体系与多边主义。当代欧洲人向往多极世界，厌恶美国霸权，并不愿意被拖入战争。再次，在美国国内，“黩武主义”也面临着其他战略观念的竞争。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干涉主义欲望与孤立主义情结之间，现实利益需求与意识形态冲动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张力。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与决策机制对于“黩武主义”的过度伸张也具有一定制约作用。最后，美国固然强大，但并非无所不能。在大国战略利益交汇、相互制约意志坚定、明确的地区，它也有所忌惮。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本身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在民族主义依然强劲、新兴国家不断崛起、武器扩散遍及全球、核武器与远程投送能力并非美国独家垄断的当代世界，美国要有效应付多种形式的冲突，甚至于想通过战争手段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远非那么容易或者毫无风险。

 美国“黩武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伸张，说到底还是由当今国际体系，特别是其军事安全结构的单极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保障，需要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多边、多元方向发展并不断改革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0日第658期A04版

   作者石斌，系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